三年后，我在江南水乡开了家小小的花坊。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。每日修剪花枝，教巷子里的孩子认植物，与邻家绣娘分享新焙的龙井。我养了只橘猫，取名炮弹。它总爱在午后的躺椅上，摊成一张猫饼。关于北方军营的往事，已褪色成泛黄的老照片。顾沉在我转业后寄来过一张明信片，邮戳是西南边陲。他说自己组建了退役军人安保公司，信末画了个歪歪扭扭的虎头符号。我汇去一笔创业基金，次日便被退回，短信栏只有四个字：“青山不改。”我们再未联络。偶尔，从过去的老战友口中听到一些零星的关于傅承渊的消息。他被调往某偏远仓库任副职，终日与废旧物资为伴。有次军区文艺汇演有人见他坐在最后一排，鬓角俱白，脊梁再挺不出当年挺拔的姿态。至于林姝的儿子，先后因盗窃和聚众斗殴三进少管所，最终被判八年。一个曾经看似牢不可破的“家”，就这样分崩离析，各自走向了命定的，也是自我选择的悲剧。又是一个寻常的午后，我正给一束白玫瑰修剪枝叶，风铃响起。“欢迎光临。”我捧着洋桔梗转身。门口站着一位穿着得体、气质温和的中年男士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欣赏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“你好，我想选一束花，送给一位刚刚认识，但很想深入了解的女士。”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我拿起几支香槟玫瑰，搭配着尤加利叶，熟练地包扎起来。阳光透过玻璃窗，暖暖地照在花瓣上，露珠晶莹。窗外，海天一色，岁月静好。我知道，我的新生活，才刚刚真正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