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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四年，我几乎没回过家。

我申请了助学贷款，课余时间打了四份工。家教、餐厅服务员、发传单、在图书馆做管理员。我像一个陀螺，不知疲倦地旋转着。

大二，我就还清了助学贷款，并且开始每个月给舅妈寄钱。

从一开始的五百，到后来的一千，两千。

舅妈每次都在电话里骂我：“你个死丫头，自己留着花！我们在家好着呢！你寄钱回来干什么！”

可我知道，她每次收到钱，都会在邻居面前炫耀半天。

小雅在广东的工厂里认识了一个男孩，谈了恋爱。我毕业那年，他们要结婚了。

我用自己攒下的第一笔大钱，给小雅包了一个十万块的红包，当她的嫁妆。

小雅在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，死活不要。

“昭昭，姐不能要你的钱。你在北京不容易。”

“姐，”我笑着说，“你忘了？当初你说，要替你把没读的书都读回来。我现在读完了，也挣钱了。这钱，是我替你交的‘学费’。你必须收下。”

小雅的婚礼，我专程请假回去了。

我爸也来了。他看到我，比以前更加热情。酒席上，他拉着我的手，挨个给亲戚介绍，说我在北京大公司上班，一个月挣一万多。

我全程保持着礼貌的微笑，内心毫无波澜。

毕业后第三年，我在北京付了首付，买了一套小小的两居室。虽然背上了沉重的房贷，但我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

我把舅舅舅妈接过来玩了一段时间。他们看着我那窗明几净的小屋，激动得说不出话。

“好，好啊。”舅妈摸着沙发，眼眶红红的，“我们昭昭，有自己的家了。”

我以为，我和林建国，和我那个原生家庭的纠葛，会随着时间和距离，慢慢淡去。我们可以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父女，逢年过节，一通问候电话，一点生活费，仅此而已。

我太天真了。

麻烦，在我买房后不久，就找上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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